1951年，我出生在浙西淳安县的一个小山村里。四岁前不记事，四岁后感受最深的，就是过大年。我赶上了好时候，1955到1958年的春节，给我烙下了难忘的印记。

那是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完成了一系列治理、改革措施，互助组、合作化掀起高潮，加上风调雨顺，让农民过上了安稳日子。过年，自然而然就充满了仪式感。

春节的气氛从腊月初张罗煎糖就有了。还记得跟着父亲到菜地里挖甘蔗，剥叶、清洗、斩碎、榨汁，熬成晶莹剔透、细腻丝滑的糖浆；看着母亲将冻米、粟米、芝麻、黄豆、玉米粒炒熟，然后合力用蔗糖加麦芽糖拌、煎、榨、压，然后切出一片片酥脆香甜的米糖、麻糖、豆糖，还有捏成块的豆粒糖、玉米糖，我们就开始天天盼过年。

腊月月半，杀年猪，是过大年的又一前奏。那时的年猪是吃原生态猪草和磨碎了的米糠，靠母亲一桶桶、一勺勺养大的，一般毛重都在80至100斤，很少超过百斤的，所以肉质十分细嫩鲜美。此时杀猪师傅都很忙，上午杀完的，得在中午请亲朋好友来家“吃猪肉”，下午杀完的，则在晚餐宴请。因故没来的，要送一碗猪肉上门，以示“有福同享”。

过小年一般在腊月二十四，我们这边则是在腊月二十七。此时年货基本备齐，粽子、米粿等也已做好，可以坐享美味了。小年夜饭虽不及除夕宴丰盛，但因食材都已备好，档次亦非日常可比，起码鱼和猪肉是有的。放过鞭炮，一家大小坐在一起聚餐，提前感受春节的氛围。

“廿七做豆腐，廿八杀鸡鸭，廿九除尘，三十煮米羹、拆猪头、炒果子……”按照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每天都有事情做。尤其是年三十，整个白天全家人都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一大早母亲和姐姐就在厨房里开始切菜、煮米羹，我们男孩子则围着父亲写春联。父亲裁纸，我们磨墨；父亲写字，我们牵纸、摊晾。一副副散发着墨香的春联和一个个斗大的“春”字晾干后，又帮着拿糨糊、递春联去张贴。当所有房门和屋柱都贴上红彤彤吉祥的对联、“春”字时，眼前顿觉焕然一新。

“拆猪头啰！”姐姐的欢呼，让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厨房里，聚集在灶台旁，看母亲拆解煮熟了的猪头。每当拆到瘦肉，母亲都要掰下一小块轮流塞到我们嘴里。接着是炒果子，花生、瓜子、板栗、蚕豆、玉米粒、麻条、番薯片……在锅铲翻飞中由生变熟，成为喷香可口的零食。

午后，还要到菜地里取甘蔗洗净备用，并清洁室内外及个人卫生，更换窗纸，张贴年画。那时年画种类繁多，一些色彩浓烈鲜明，构图新颖细腻，涵盖当时新兴工业景象、农业科技进步及传统戏曲、民俗风情、历史传说各类题材的年画，为大年夜守岁和整个春节营造出无比温暖欢乐的情境，让我难以忘怀。

放鞭炮

日暮时分送灶，年夜饭前放鞭炮，阖家入席后小孩要说吉利话。年夜饭是团圆宴，鸡鸭鱼肉、香菇、木耳、莲藕、冬笋、韭菜、豆腐、青菜、萝卜十几道菜不能少。饭后长辈给孩子们发压岁钱，小伙伴串门互访，放关门炮辞旧，守岁，大家围坐火炉旁，边吃花生瓜子边听父亲谈古论今……凌晨，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跟随父亲去放开门炮仗，然后回到房内洗漱，吃“莲子枣”“长长利市面”……

天一亮，穿着崭新衣裤的孩子们蜂拥而出，在满地爆竹红屑中寻找未炸响的鞭炮；上午向长辈拜年后，在院子里撇铜钱铜板、跳圈、踢毽子，看舞狮子跳竹马，晚上在祠堂里看大戏；初二开始走亲戚；初五送灶神归位；初六起大人可“发利市”干活，但走亲访友演大戏等节庆活动，要持续到正月十五闹元宵、舞龙灯后才结束，甚至有二月二“龙抬头”还在走亲戚拜年的。

半个世纪，老家、春节，从未在心中淡去，是我永远的情和爱。